凉山星空下——我的教学日志

节选自首页绿城,第125期。

起初,只是因为淘宝上的文清女装店。

这位自称是奸商的服装小贩,在自己的电子杂志上讲述了自己逃离上海去单薄的白马雪山支教的故事。他说到了因为水管爆裂而断电很久的山区小学,说到了一群淳朴的藏族孩子。

还有这样的活法!

这个原本不屑一顾的淘宝商贩,此刻站在高耸的雪山之巅;本来对安逸的生活沾沾自喜,现在变成了山脚下的小守望者。

大学刚毕业的我,像狗一样顺利的进了一家不错的传媒公司。

我的生活很平静。在金碧辉煌的写字楼里,一进门就会看到保安帅哥打招呼。在电梯里时不时会遇到西装笔挺的小伙子,或者身材修长的职业女性,就像女生期待的电视剧里那样。

这份工作除了离家有点远,下班还堵车,没什么好抱怨的。

但是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每隔一段时间,你就要有点矫情。很多时候,你想一想,你就做到了。但是这一次,我平静的生活居然被刷淘宝打破了。

紧接着,“四川索玛基金会紧急短期招聘”微博适时闯入。

当我告诉朋友我决定从教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反应和五年前我决定当老师,三年前我决定当记者,两年前我决定考研,一年前我决定赚钱的时候一样。

报名支教后,我只给基金会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下个月初报到。

之后辞职准备去四川“前线”。尽管如此,我还是有说不出的恐惧。

我后悔了。我想回家。

当我最终出现在西昌机场时,基金会的人都很惊讶。大概是,他们习惯了看到很多应聘者没有下文。

没有期待中的热烈欢迎,也没有仿佛充满慈善的温暖。办公室比较忙,偶尔会有支教老师来和相熟的志愿者私聊。

有人给我带了一份文件,索玛花教学工作手册。看,这是你今天的工作。

但是,我内心一直很害怕。如果你问我害怕什么,我可以解释很多:害怕地震,害怕虱子,害怕站在平台上,害怕不能洗澡,害怕爬山,害怕黑暗,害怕彝族孩子,害怕不到一周就哭着跑回家,害怕一切可笑幼稚的事情。

到西昌的第二天,我流着鼻涕流着泪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后悔了,想回家。

幸运的是,我很快就被打包上山了。接下来,是为期一周的山区训练。

离西昌市区最近的索玛华爱心小学,从山脚下的四合乡往上走,两个小时就到了。过去,这里有一个小村庄。汶川地震后,学校成了危房,政府勒令停建,于是116孩子成了辍学者。

几年前,登山者“老谢”路过此处,看到一个背着柴火的小孩或婴儿,再也无法视而不见,多方联系,四处奔走求助,最终变成了“求爱”。

在高山、教师专业和小学实习经历面前,这些令人愉悦的简历不堪一击。在这座大山里一周的训练时间,颠覆了我的整个大学。

听课、备课、上课、讲课、改作业、召开教研会;虱子窝,潮湿的柴火和厨房,堵塞的简易厕所...不敢碰孩子,想办法逃出学生宿舍,上厕所小心翼翼,因为怕虱子被裹得不留缝隙,睡觉也不翻身...

头等舱

四川省西昌市美姑县泥哈乡安曲村小学。我刚来的时候,把它叫做这个鬼地方。

这个鬼地方够高的,中途突然高原反应醒来,以为自己聋了。

这个鬼地方真冷。七床被子和两个热水袋是基本装备。这个地方很潮湿,床垫湿得可以拧出水来。如果每天不吊起来晾干,就会发霉。这个鬼地方喜欢吹魔鬼的风。好好的五星红旗都被吹成大裤衩了,在风里撒尿一塌糊涂。

在这个鬼地方,人们像参观动物园一样环视学校。满地跑的鸡、狗、猪、牛、羊、兔,甚至传说中的熊猫也不足为奇。只有语文老师是稀有鸟类。当你抬头的时候,你总会惊讶于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探进房间的脑袋。

但你不能对那些沧桑却可爱的脸生气。因为彝族的世界没有界限,没有人和动物的界限,没有脏和干净的界限,有时候,你和我之间也没有界限。你不能责怪。

首先需要适应的是和猪一起上厕所。彝族人本来没有厕所,就感觉到了,就地解决,舔家里的猪猪狗。

所以,即使学校认真地在这个小土房外面挖了一个深坑,挂了男女汉字,它依然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坑,一个堆满了屎的小坑,一个小黑猪享受美食的小坑。

所以,在孩子还不懂“你好”“再见”的第一天,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教孩子使用厕所。

哪里踩,哪里蹲,哪里撒,详细讲解每一步,在黑板上画图,用肢体动作示范,恬不知耻地邀请男生女生表演。然后跑到厕所门口排队,一个个进去练。最后全校一起打扫厕所。

孩子们不时咯咯地笑着跑出来,用彝语耳语几句,引得队伍一片哗然。这时候我要尽我所能忍住笑意,进行一次愤怒的训斥,让大家相信上厕所是一件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

“再见,老师!”

“再见”是孩子学的第二句中文,第一句是“早上好”。第一次我大声的对每一个走进教室的孩子说早安,他们只是茫然的看着你。早上好,你又说了一遍。这时候,也许他们会低下头,羞涩地说,早上好。

当然,虽然是第一次在外面见老师,但是在一个孩子的世界里混熟的时间那么短。当学校结束时,一切都会不同。孩子们排好队,逐一向每位老师挥手告别。再见!再见!再见!那一幕,比《音乐之声》里孩子们唱《晚安告别会》的方式,更加柔和温暖。

我们也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句话,看着他们向四面八方的大山走去。孩子时不时会停下来,回过头来,再喊一声,再见,李老师!再见,张老师!

我也笑着回应,嗯嗯。再见!这时,孩子们的兴奋一下子就失控了,无视这句话的含义,只是把这句话变成了游戏,用脚站着,用那种山民特有的声音不断地喊着再见再见——只等你同样响亮地回答。后来我数了数70个孩子,至少要说400个再见才能真正送走。

其实和小孩子一样,那是我的第一次。第一次来到海拔2400米的高山生活,第一次教一个汉语一个字都不懂的宝宝,第一次和彝族小朋友近距离接触,成为朋友。

和他们一样,我也很焦虑。

但是那天下午,放学半个小时左右,突然听到学校后院远处传来一声呼唤。再见,老师!

环顾四周,群山环绕,我寻找着这个呼唤的孩子的身影。他可能在回家路上的山上。我没有找到他,但我的声音还在响。

于是我也对着每一座小山大声喊:再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