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女研究生杨元元:为什么她的路越走越窄？
她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她被一所著名大学录取，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30岁的她没有一段完整的爱情，一直和母亲生活到去世，所以很羞愧。虽然她坚信“人不可战胜”，但在这个单一崇拜“成功”的时代，她是个标准的“失败者”。
她奋斗了一辈子，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元元的死不是她自己的悲剧。
上海海事大学30岁的贫困生杨元元死了——她用两条毛巾在宿舍卫生间上吊自杀。此前，她想和没有生活的母亲住在宿舍，但学校拒绝了这一要求。她没钱再租一套房子，所以她妈妈在学校礼堂冰冷的台阶上睡了一夜。
165438+10月24日晚，一位言辞犀利的管家再次挑战她微薄的尊严——将母亲赶走，并威胁她“不拿毕业证”。她感到屈辱和愤怒，但奇怪的是保持沉默。
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警告。两天后，这个用一生努力保持内心尊严，通过克制和固执改变自己命运的男人，终于被长期的贫穷、冷漠、无助和自责压垮，以极其痛苦的坐姿在宿舍的卫生间上吊自杀。
她的宿舍需要交1300元的年费，比走廊另一边的房间便宜200元——因为背阴，所以没有太多阳光。
种种迹象表明，进入上海海事大学攻读研究生的两个月是杨元元多灾多难、矛盾重重的一生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她被命运所迫，完成了人生中仅有的两次自主——她为了改变命运而不停地读书，却最终屈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永不放弃的自杀者。
“她从未放弃抗争，却在黎明时分像个谜一样离开了现场。”
2009年6月26日早上165438+如果海商法研究生杨元元不选择自杀，她的任务将是在早上8: 30扮演剧中的女主角罗密欧与朱丽叶。
但是直到将近9点，同学们都等来了坏消息。杨元元被发现在宿舍卫生间上吊。现场惨不忍睹:杨背对着脸盆坐着，一条枕巾和一条毛巾首尾相连地绑在脸盆的水龙头上，绕过她的脖子，陷进肉里。她的腿微微弯曲伸展，支撑着悬空的身体。
惊慌失措的发现者用刀子割破了毛巾。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是海大保卫处的陈亮。他把杨元元抱到地板上平躺，进行心肺复苏。这时她已经摸不到脉搏了，嘴里冒出了泡沫。两分钟后，用筷子撬开杨紧闭的牙关，发现他的舌头下垂发黑。“你看，救不了了。”陈说。
一些胆小的同学开始哭了起来。此时，杨元元的母亲王瑞玲正被学生们拖到对面房间，哭喊着女儿的名字——从女儿本科开始，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8年。两个月前，女儿带她来这里继续学业。
送到医院后，杨元元的心电图已经是一条直线，凌晨10立即宣告死亡。
沉默寡言的杨元元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引起了轰动。海事大学随即发表官方声明，称已尽全力救助杨母女，急救和善后处理规范、人道。
然而，王瑞玲和她的亲戚描述了相反的情况。他们坚信，是学校持续不断、毫不留情地赶走杨的母亲，才让杨元元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走上绝路。此外，学校人员救援不力也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绝不是命运唯一一次和这个女人开玩笑。在短短的30年里，杨元元在现实夹缝中的“坚强”和“坚强”同样突出——成长在单亲家庭，自己完成学业，四次考研失败，度过八年没有成就感的不堪岁月，带着母亲走向尴尬的年纪。甚至在自杀的前一天，她还担心朱丽叶会出丑，排练到深夜。“她从未放弃抗争，却在黎明时分像个谜一样离开了现场。”曾经的一个朋友这样总结杨元元的一生。
理想与现实之间
大学将近一半的时候，她执着于自己当初的理想，于是开始自学法律，打算考法学研究生。
湖北枝江，一个封闭的小县城。杨元元在这里度过了不快乐的童年——父亲早逝，一家三口靠母亲照看工厂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
但是，我的父亲，他生前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仍然给杨元元的兄弟姐妹们留下了财富——有趣的故事和读书的理想。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杨元元就喜欢用塑料袋装小学生。
父亲去世后，只有受过小学教育的王瑞玲把弟弟妹妹带进了一间黑屋子。王瑞玲对那段时间最深的记忆是，墙壁整天都是泥。
有一天，杨元元回家告诉妈妈，她以后要学法律，“为穷人做主”——一个当地领导的孩子通过她的关系，夺走了本属于她的“市三好学生”的荣誉。但王瑞玲在1998填报高考志愿时，拒绝了女儿在大学习海商法的要求，理由是在武汉参加高考可以节省一些路费。
“渊源当时在求我。”王瑞玲后悔自己的固执。最终，杨元元让步，报考了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但从那以后，在给哥哥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开头:“以后不要听妈妈的话……”
由于家里多了一个大学生，王瑞玲每月200多元的工资越来越捉襟见肘，她不得不依靠学生贷款和亲戚来养活自己。
对杨元元的投资是有道理的。杨元元进入大学仅一年，旨在拉动内需的中国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就此出发，“精英教育”走下神坛。然而，这项改革也带来了学费上涨和就业前景恶化。
扩招带来的困局还是要几年才能显现效果。贫困生杨元元目前最关心的是生存。因为不忍心向家里要钱，她开始做家教，做兼职，为了省钱经常来回走动。她的很多同学都对她印象深刻——她经常在晚上擦食堂的桌椅，或者打扫垃圾，从里面挑出卫生筷子。
生活阶层的差距，私人时间的稀缺，让杨元元不那么引人注目。城里来的同学都穿着时髦的衣服，但她的衣服大多是亲戚送的，单调。大多数时候，她并不介意，但看过一次演出后，她很少在日记里表达对那些美丽妆容的赞叹。
大学将近一半的时候，她执着于自己当初的理想，于是开始自学法律，打算考法学研究生。
2001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我弟弟杨萍萍考上了武大，另一个是他曾经生活过的军工厂要搬迁，他的母亲失去了住所，一夜之间无家可归。
我妈带着随身物品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宿舍。床太窄，母女俩就侧躺着。当杨元元上课的时候，王瑞玲在老师的大楼前卖茶叶蛋和豆腐干。几个月后，多亏了一个老师，我住进了只有一张桌子的闲置房，学校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很多迹象表明，杨元元的心情在大学后期变得越来越压抑，不仅仅是因为专业越来越排外，更是因为现实而具体的家庭压力。她的生活像钟摆一样精确而机械:上课、做家教、帮妈妈摆地摊...她朋友很少，连亲戚朋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收入全部交给母亲照顾和支持弟弟的学习，毕业五年后才还贷，并赎回毕业证和学位证。
在2002年毕业的那一年，情况继续恶化。第一，她的校园恋爱无疾而终；第二，她被挤出了研究的名额——据信她被篡改了；最后她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了考研，又失败了。
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窄。
她开始在《红楼梦》中寻找自己悲剧的影子。“她说她长得像晴雯。”表哥王彦说:“我心比天高，我自卑。”
糟糕的现实开始威胁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
但在2002年夏天，有同样想法的大学新生有近1.5万人。他们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招聘名额，拿着不再闪亮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预期。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催生了大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现在，他们被称为“蚁族”。
很长一段时间，杨元元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不幸成为其中一员。王瑞玲陪着女儿投简历，对她的表现感到惊讶。“她可能有点清高。她放下简历，没跟别人说一声就走了。”后来，母女俩找了一个月300元租的老房子，耗光了她们微薄的积蓄。
对于经济学毕业生来说，今年可能不是一个友好的年头。2002年是“熊市”，全球经济下滑开始显现。杨元元这个专业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几个月后，她进了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来回武昌汉口两个小时。
武汉理工大学后面的一个跳蚤市场是小贩们喜欢去的地方。晚上，杨媛媛去接王瑞玲的班。她从不大喊大叫，坐下来看书，思考文学和法律，在课间休息时用很普通的方式记下一天的消耗。一切都精确到分钟。
房东李冯见过这对母女几次，他觉得“她们的生活非常封闭，不太了解这个世界”。“有一次楼下反映厕所漏水，我有点生气。我说我出钱，他们拒绝了，说太麻烦了。”李说。
我做兼职家教的时候，有个学生家长想陪陪杨元元。杨好像不太高兴，支支吾吾就走了。“我感觉她有些自卑。”
这种自卑像屏障一样包裹着杨元元。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手机，几乎和所有同学都失去了联系。"她应该如何开口介绍最近的情况？"弟弟杨萍萍说:“你还在做家教吗？”
挫败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他们依恋大城市，期待好工作，他们都在等待创造传奇，但愈演愈烈的城市化、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转型等因素抵消了他们的努力。这个逐渐社会化的阶层，让夹缝中的一代青年逐渐失衡。
杨元元认可这种等待的一个例子是，她通过了外省两个小城市的公务员考试，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是不是“京沪”，那才是她妈妈从小受教育的真正地方。20岁时，王随公司调动在上海工作了五年。她喜欢这个大都市，她那口蹩脚的上海话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优越感。
为了实现大城市的梦想，杨元元也曾试图打破困局。毕业后，她连续考研三年，毫无结果。她开始在《红楼梦》中寻找自己悲剧的影子。“她说她长得像晴雯。”表哥王彦说:“我心比天高，我自卑。”
2004年，杨元元误打误撞找了一份保险业务员的工作，帮亲戚做了几份都卖不出去。她的表现太差了，现在没有同事能记住她。
职业生涯中最后的激情在2005年消耗殆尽。被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感动，杨元元花光了所有积蓄，与人合伙办了一本文学杂志。一开始我信心满满，租了一间还算像样的办公室，但只维持了半年。因为办刊思路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连我都不看。”王瑞玲说。
卖了一屋子桌椅后，杨元元也懒得哀叹命运。她开始像个老人一样把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嫁接到别人身上。我的弟弟杨萍萍成了这样一个支撑者。本科即将毕业，性格温和保守的哥哥打算留在我们学校读研。杨元元不同意。就像她妈妈安排她的未来一样，她给弟弟定下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目标——去北大读研究生。她亲自查资料，问内幕，交表格，甚至给弟弟选专业。
杨萍萍后来确保了北大直博的成功。或许是一起感染了喜悦，从2007年开始，杨元元已经是第四次准备考研了。次年，她收到了上海海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外部世界
入学之初，她问辅导员能不能把妈妈放在校园里。对方建议写申请，杨元元答应了，但是写完就开始哭。
今年30岁的杨元元很开心，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王瑞玲想当然地认为她“应该追随她的女儿”。杨的舅舅提醒妹妹有没有考虑过媛媛的终身大事，王的回答是“我们楼上三十多了还没结婚”。
没有迹象表明杨元元也很在意自己的婚姻。毕业后，她再也没有发展过其他对象。"她说她会等到她有了职业生涯。"一位亲戚说。
其实杨元元也确实在践行这个想法。到了新学校后，她勤快尽职。“每节课我都是一个人坐在第一排。”同学赵薇说:“现在有这样的研究生吗？”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13万，庞大的超出了母女俩的想象。说它是“冒险家的天堂”还是没有错的，只是相对于那些积累了丰厚财富的精英而言。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的艰辛在这里倍加彰显，就像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感叹号。
杨元元和王瑞玲不愿意租又贵又偏僻的出租屋，所以宿舍很好，有全天候热水。和大学时一样，杨元元和妈妈每天睡一张婴儿床。白天，杨去上课，王坐在田径场边织毛衣。她认识了一些学校家庭，也从侧面了解到大城市的门都很严。“找个杂务还是很重要的。”她说。
大约一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出，房间成了杨元元母女的专用。这个封闭的空间切断了她和同学之间的交流。“她好像从来没有参加过集体活动。”辅导员吴志毅说，“每次她都默默地跟在妈妈的身后，听妈妈说话。”虽然“带妈妈去学校”引起了一些小范围的讨论，但很快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杨元元还是觉得有点不放心，问辅导员能不能在开学的时候把妈妈放在校园里。对方建议写个申请，杨元元就答应了，但是写好了就开始哭。"她不喜欢告诉别人她的困难。"王瑞玲说。
等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杨元元和女儿去找学院领导，说家里有困难，可以解决妈妈的住宿。“我和渊源一直在问他，说武大也安排了住宿。结果他说，‘没钱，没钱读什么书？’王瑞玲说:“渊源回去的时候很受伤，说这里没有温暖。”
入学后，杨元元认识了一个北京的同学，很快就把她当成了知心朋友，无话不说，对方也只是礼貌的回应。后来杨要求把她妈妈的一些东西放在她宿舍，对方拒绝了。杨转身离开，再也没有说话。“来自大城市的等级观念很强，甚至学校都是按照原来的学校或非学校来分班的。”同学凌薇说，“但是杨元元觉得这侵犯了她的尊严。”
后来杨元元接了好几个辅导员的电话，说最好把她妈妈放在校外。王瑞玲不放心，坚信学校会处理好的。“我在宿舍看到很多空房子。”
165438+10月21日，两个管家突然来到杨媛媛的宿舍，命令她半小时内把妈妈的东西全部搬走，以后再也不许来。王瑞玲看出女儿当时有点紧张，不停地道歉。然后我就带着我妈出去冒雨找房子了。学校地处偏僻，一天搜寻无果。最后花了100元入住酒店。希望女儿心痛到睡不着觉
第二天，他们找到了一间房子，但当天拿不到钥匙。杨元元想排练节目，于是王瑞玲叫她回去，说可以找个地方住。那天晚上，上海的气温骤降到只有4度，我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夜，也没有告诉女儿。
天亮后，杨元元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很内疚。她马上坐在地上，让妈妈睡在她身上。晚上，母女俩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发现是一间毛坯房。两个人和衣服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取暖。
杨元元整晚都在给王瑞玲道歉，说她这么大年纪没有安排好妈妈，明天要和学院领导商量。过了一会儿，杨好像想起了什么，说了一句“算了”。
“不能被打败”
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言自语地说:“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
矛盾24全面爆发。早上，王瑞玲和她的女儿在宿舍收拾衣服。半个小时后，一个青年寄宿处的人看到了王瑞玲的登记，跑上来指着杨媛媛说:“你妈妈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了，以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过了一会儿，他指着王的鼻子骂:“你这个乡下来的老女人，别拿你乡下的东西来。”
一直忙着赔罪的杨元元听到这话，脸色变得很难看。在回出租屋的路上，杨元元再次向妈妈道歉，说还没让她过上安稳日子。
由于不断的担心、焦虑、内疚和疲劳，杨元元此时睡眠严重不足。165438+10月25日早上，杨元元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抱怨道:“为什么不让我们活了？我想找个领导。”然后她补充道:“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却没看到什么变化。”
王瑞玲觉得有点不正常，和女儿聊了聊，安抚她的情绪。杨元元开始认真回顾从小到大的事情。这一次，她大胆地告诉妈妈，如果当初支持她去大连海事报到，现在一切都好了。杨还特别讲了一个15岁的女孩，她当家教的时候自杀了。她从28楼跳下仅仅是因为学业压力。她一直说:“可惜她出身那么好，可惜。”
不知道说什么好，杨让她妈妈陪她练习《罗密欧与朱丽叶》，期间杨媛媛有点失望，谈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学长。然后她抱着头说自己脑袋乱了。
下午，王催促女儿去上课。杨元元说“不要了，没意思”，然后她提出把租房的钱拿回去玩。这种令人担忧的状态终于在傍晚平静下来。晚饭后，杨元元还带着妈妈去宿舍洗澡洗头。
当天晚上，杨元元和同学一起排练话剧，期间她几次说不想演了，怕丢面子。但她一出现在彩排中，就把台词念得一字不差，表演堪称完美。11点，她挥舞着长辫子和同学告别，约好明天早上起来再练，然后进了宿舍，再也没出来。
当晚，弟弟杨萍萍用QQ给远在深圳的妹妹留言，讨论母亲的安置问题。他的建议是:春节后带妈妈去找他。而杨元元很可能没有看到这些内容。“我快毕业了，有能力照顾我妈，但是我姐走了。”
杨元元的死震惊了学校。大批记者闻讯赶到，关心这个平时被忽视的女研究生。惊讶于事态的迅速扩大，学校关闭了招待所，并派保安监视记者的行踪。事件的官方版本是:学校按规定劝杨元元母亲离开，并从人性化角度提供住房帮助。整个救援过程也是及时而认真的。同时，学校也暗示杨元元可能患有抑郁症。
“总之，学校在这件事上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上海海事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彭东凯说。
但杨元元家属坚持认为，管家态度恶劣是导致杨元元自杀的原因，并认为在抢救当天，有人推卸责任，拖延时间。家属先向学校索赔35万，后降为654.38+0.6万。
在学校应该承认他们对事故负有责任的前提下，一位家属说这笔钱准备给王瑞玲在宜昌买一套二手房。
65438+2月65438+5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杨元元的遗体在南汇区殡仪馆火化。对王瑞玲来说，现在唯一能纪念女儿的就是一堆法律书籍和课堂笔记。她的文化不足以读懂他们，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女儿多年的坚持。“我对她的了解还是太少了。”
另一方面，杨元元的表妹王艳回忆起那晚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她表姐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言自语地说:“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
65438+2009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