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名校的社工专业被撤了?

导语:2017年5月5日,中山大学(以下简称CUHK)社会工作系举报,16历史专业社会工作专业被学校撤销。这个消息在CUHK圈内和社工界分别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对于大圈子的人来说,新校长上任两年多以来的一系列师生摩擦终于走出校园,成为外界社会可以看到的公共事件。然而,CUHK取消社会工作本科给中国社会治理带来的震动,完全超出了学校管理层事前所能预料的程度:该事件震动了华南地区的社工界。

中国近一半的社工在广东,CUHK是广东唯一开设社工本科课程的985高校。社工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在中国,被期待有朝一日成为像医生、律师一样的职业群体。伴随这种希望而来的,是各种要求提高待遇甚至公务员招录的呼声。最重要的目的是吸引名校的这个群体进入行业,推动其专业化进程。但CUHK在保留医学、法学专业的同时,取消社会工作专业,相当于宣布高素质人才与社会工作分离,这将是其职业化进程中的一大挫折。

在当事师生看来,学校管理层武断决策似乎无法摆脱道德?原罪?。但是,高层次人才与社工行业的疏离,不一定是一两个校长就能决定的。是谁呀?掐死?名校的社工专业需要一些冷静的分析。

在国内做社工主要靠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项目。事实上,我国地方政府大规模购买社工还不到十年。在广东,以广州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从2008年开始,2012之后逐步铺开。虽然广东有几所高校开设了社工专业,但由于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薪酬水平较低,很多项目无法吸引这些学校的毕业生。2012之后,一批二本院校竞相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甚至一些电大、中专也参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某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进一步下降。在CUHK取消本科专业之前,这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让我们回顾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CUHK社会工作专业的早期,确实有一些毕业生加入了社会工作专业。但这些毕业生和后来入职的人,现在要么从事事业单位管理,要么是政府公务员,要么是在高校从事相关专业的教学,只有极少数还在一线做实际工作。现在CUHK一些成功的社工校友正在筹钱捐给还在读书的弟弟妹妹,希望延续梦想,而另一批校友则发公开信要求校长保留这个专业。但是,可能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是,即使捐了钱,保留了这个专业,CUHK未来的社工毕业生还是和过去几年一样,没有人愿意去实习。这一点,学校当然也心中有数。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愿意面对劳动力市场分层的现实,我们不难观察到,当前的社工行业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即门槛太低,待遇太差,无法吸引名校毕业生加入。据广东媒体多次报道,在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做一线社工的人,一个月工资只有3000元左右。而CUHK的毕业生,拿着名牌学位,在广州随便找工作,工资都比这个水平高很多。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不入行的决定无可厚非。社工方面的专家喜欢用?价值追求?然后呢。情怀?这些话,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些追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永远是无力的。毕竟不能当饭吃。

不得不承认,尤其是CUHK刚办这个专业的那几年,整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但还是有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那么,是什么彻底摧毁了这几年的追求呢?除了经济上的激励,一个人找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满意度,尤其是一份工作带来的社会地位。从职业的角度来看,社会地位的确立往往与一个职业的门槛有很大的关系。门槛越高,不仅经济收入越有保障(排除人力资源的恶性竞争),而且有利于建立公众尊重(精英主义)。医生律师甚至大学老师都一样。然而,广东社工行业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正在彻底摧毁这个新生专业的必要门槛:从不分专业几乎零考试的资格考试,到各级高校不分专业的乱开专业。

在英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只有拥有社会工作专业学位,并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从事社会工作实践的人才能称自己为社会工作者,否则就是非法的。但是在中国,因为工资太低,不可能从正规学校招人来做社工,所以任何背景的人,不管学历高低,只要愿意,都可以来做社工。截至目前,广东已有近50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广东具有社会工作或社会福利专业博士学位的教师不到20人。值得一提的是,CUHK社会工作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是最低院校的两倍多。

放眼全球,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国家像这样把人才输送到社工行业。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专业群体,其主要人力供给能在高考入学分数线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反过来,当一个职业群体无法识别其新成员的资格时,其原有群体必然会被重组,其中的精英会另辟蹊径,自我区分。这样,原有职业群体的解体将只是时间问题。

中大取消社会工作本科,就发生在中国社会工作行业门槛被践踏的这个时间点。中大仍然保留了本专业的硕士甚至博士教育,因为相关的管理和教研人员仍然需要精英。但是本科已经不开了,因为这个本科就入行的群体已经不能守住这个专业的必要门槛了。社工项目的经费主要由政府购买,社工的人力供给在教育系统。中国社工的崩塌,名校社工的崩塌?掐死?归根结底,究竟是名校管理层的独断专行,还是购买者和教育管理者的放任自流,这是一个值得社会各界长期思考的问题。